新加坡苦等了48年的奥运奖牌，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圆梦了。乒乓女团为新加坡取得一枚珍贵的银牌。一眼望去站在领奖台上的新加坡女队，不难发现她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外来体育人才，而非我国土身土长的运动员。我心中不禁有一种感叹和矛盾的心情。而赢得这面奖牌，并没有我想象中来得高兴和骄傲。反之，如果奖牌是本土运动员赢得将会更完美。我相信不少市民都持有同样的看法。
我们并不是全盘否定乒乓女队在北京奥运会的共献和工劳。外来体育人才地确为新加坡体育界提高整体水平，这是铁定般的事实。但要切记，我们不应该过于依赖外来体育人才的存在。他们的角色是把技术，知识和经验和本地运动员分享。正所谓外来人才是‘教我们如何捕鱼，而非捕鱼给我们吃’。我们必须认清这种关系，不应该模糊外来人才作为补助的角色。 而在赛场上拼斗还是交给本地姜去完成更为恰当。
我国真的没有体育人才吗？必须全部动用外来人才替我国乒乓队出征北京奥运会。还是我国好胜心在作祟？只想一昧地追求奖牌和荣誉而渐接引进外来运动员取代水准较低的本地健儿。当然能在奥运会上夺牌是最好不过，但胜败是其次。奥运会的主要宗旨在于体育精神和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因此，让本地运动员有更多机会参于奥运这种大规模的体育竞赛好让他们吸取宝贵的经验。本人是非常支持外来人才的政策，特别是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加坡。外来人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协手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所以外来人才的加入确实提高人口素质，甚至奠定新加坡的兴旺的基础。但在于体育方面，胜败和奖牌根本不会应响一个国家的兴亡的情况下，我们还继续让外来体育人才为国“批褂上阵”，太没意义可言了。
本人担心这次在北京奥运的佳绩会造成体育政策的偏差。外来体育人才的成功可能成为新加坡未来体育政策的主轴 。我们只要大量地从世界地引进体育人才代表我国比赛就足够了，因为他们水准偏高，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夺标。例如：乒乓女队里的冯天威还没获得新加坡公民权时，已经是闯荡乒乓界的好手。她被我国国家队教练器重，被邀代表我国乒乓队。在今年一月获得公民权后，很快地在八月代表我国出赛北京奥运。 和冯天威（外来体育人才）相比下，那些本地的体育幼苗还不成气候，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看到成绩。因此引进外来体育人才夺牌的捷径的确打击了幼苗们的信心，不知哪一天会被外来运动员取代，甚至忽略培养幼苗发挥浅力的重心。
相反的，我比较认同邻国马来西亚在实行体育外来人才政策的方向。马国在北京奥运会上表现也相当出色。在1957年建国之后，第二次夺得奥运奖牌。李宗伟在羽毛球男单项目中赢得一枚可贵的银牌。但关键的一点， 他是马国本土球员在外来体育人才培养下的成果。身为马来西亚的国球代表-羽毛球，马国没有为了出成绩的考量，引进水平较高的外来球员代表马国出赛。他们聘请丹麦和印尼等前世界冠军球员担任主教练培训本地球员，从而大大提高马国球员的水平。可见，新马两国在体育界都采用外来人才的政策， 但外来人才在这两国的定位有绝大的不同。前者是让外来人才站在第一征线，取代本土球员。后者是外来人才扮演补助的角色，以传授技术培育运动健儿为主要目地。若马来西亚能靠本土球员在世界体育最大擂台上发光发热，我相信新加坡也能做得到。但前提是必须让本地健儿有发挥所长的空间与机会。
这次乒乓女队在奥运团体决赛中迎战中国队。由于新加坡女队是都是来自中国的体育健儿组成的，外界会用什么眼光看待我们呢？有些直爽的中国市民甚至表态说这一场决赛就好像中国对垒中国一样，只不过穿着不同制服罢了。我们何苦为了奖牌和荣誉遭受到外界的冷嘲热讽。可见新加坡引进外来体育健儿为我国效劳的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外界看起来是负面的。
此外，外来运动健儿对于新国籍的忠诚度始终是个谜。对于一个本地土生土长的新加坡运动健儿来说，能够穿上缝着国旗的球衣，代表我国出赛是无比的光荣和骄傲。但对一名外来健儿，他们是否抱着同样正面的态度？还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出生国没有机会脱颖而出，所以才选择到新加坡发展。近年来，新加坡雄狮队的几名来自非洲和巴西的外员- Agu Casmir, Itmir Dickson 和 Egmar Gonclaves 都分分获得公民权后因个人理由不再为我国效劳。他们却在别国职业球队高薪聘请下继续踢球。前乒乓国手张雪玲也在她的顶峰时期不再为国效劳而决定回到她的出生地-中国居住。这些运动员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新加坡为他们事业和追寻优值生活的跳板。我必须承认这是少数的例子，但我们不能完全忽视这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然而为了赢取更多枚奖牌，而引进外来体育健将做为公民代表我国是我们真的希望看到的吗？打个比方，要是美国飞鱼費爾普斯成为新加坡公民为我国出赛，破天荒，一人勇夺八枚金牌。 我们是否会为这项壮举感到骄傲或引以为荣？很显然的，我们心里都有数。。。
